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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灿飞:侯仁之与崔之久先生的故事
发布时间:2019-10-09北大素来以兼容并包的传统承载着中国人的梦想,高尚的思想追求与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北大人的基因。
“眼底未名水,胸中黄河月”,这句歌词特别适合我们城环人。
我们研究山川平原,城镇乡野;我们关心环境变化,社会变迁。锦绣河山展于脚下,人文城市绘于手中。经过几代城环人的努力开拓,如今学院已呈现出地理学、生态学、环境科学与城乡规划等文、理、工多学科交叉的学术面貌。在过去六十六年的发展中,金沙2004线路检测见证了大量学生成为国家栋梁,诸多教授成为学术大师。
这里想讲一讲学院两位老先生的故事。
一
平生最爱夕阳晚,
坐听涛声到黄昏。
侯仁之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。侯先生的学术体现了地理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:第一,直接面对大地的基本精神;第二,古今一体的完整关怀。
侯先生著有一本小书《燕园史话》,讲述了北大校园的历史变迁,旁征博引,诗史相证,图文并茂。从中我们看到未名湖北岸的朗润园、镜春园、鸣鹤园都曾经是富察·傅恒(《延禧攻略》男主角)的私邸;西南门附近的勺园,是二百二十五年前英使团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的驻地。
侯老生于1911年,2013年辞世。他漫长的一生,经历了中国近现代许多重大历史时期。
他生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当年;长于大师云兴霞蔚的民国,受教于史学家顾颉刚和洪业门下;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,因为掩护燕京大学的学生西进而被日军逮捕入狱,在狱中与日军周旋;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他赴英留学,听闻新中国成立,坚定选择回国报效;后便一直任教于学院地质地理学系,并与梁思成、林徽因一起参与北京的城建规划,经历了跌宕起伏的60年代、改革开放与互联网时代。
他所经历的时代跨度不可谓不惊人,一生的动荡飘摇和危难境地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。他曾总结:“少年飘零,青年动荡,中年跌宕,老而弥坚。”在这个过程中,他从不屈服逆境,勇攀学术高峰,成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。回顾自己的人生,他说:“平生最爱夕阳晚,坐听涛声到黄昏。”
侯先生的治学历程由史学发端,渐次转入注重实地考察的地理学,他喜欢走向大地,将历史与大地结合到了一起。他认为,这门学问,乃是又古又今之学,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。
“千古文人侠客梦,更何况从事历史地理研究,大自然就是我的工作室。”作为地理学家,六十年的野外考察生涯,多次远赴西北沙漠,在茫茫沙海中,开辟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——沙漠历史地理学。他徒步考察北京的山川水系,对北京的研究重现了这座古都昔日的历史文化,唤起了这座城市更加丰沛的历史记忆。为了保护北京最初生命的印记——莲花池,侯先生亲自奔走疾呼,将北京西站的最终方案东移了一百米。
在《北平历史地理》一书中,侯先生引用古今中外文献几百篇,用炭笔和彩铅亲手绘制插图五十余幅。侯先生的研究从河湖水系、交通区位等地理特点入手,结合文献考证、实地调查,吸收考古学、建筑学的理论与方法,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、城址转移、城市发展等一系列客观规律,成为北京旧城改造、城市总规、历史遗产保护的重要依据。
当时尚无电子资源与检索工具可供利用,也无地理信息系统或遥感影像等科技手段可以辅助,侯先生在著述此书时,纵览中国典籍记载,横贯各国学者对北京的研究,循祖先足迹实地考察,对比思辨,伏案制图,科学与美观并重,付出的努力令人叹为观止!就算年岁已高,他也不曾停下脚步,他在九旬高龄时写道:“我虽不能‘奋蹄’,但还可以慢慢‘走’路,庶几可多干点活……总之我还要平淡充实地继续工作下去。”
侯先生一生受顾炎武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的影响,在青年时就抓住了他立志要献身的事业,那就是面对现实、潜心学问、服务社会,为还处于萌芽的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做出自己的贡献。他曾告诉自己的学生:“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,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。”
希望大家也能够拥有侯先生这样的“士气”,有崇高的志向,献身一份利国利民的事业,并为之努力终生,超越自我,实现人生最大价值。
侯先生是明知“去日不可追”,而用一生来追寻历史地理。
二
我怕死得不值得,
我应该像一个勇士,
死在去科考的路上,
死在冰川上。
崔之久先生则是明知“高处不胜寒”,却将一生的热情投入到高寒冰川。
冰川是神秘苦寒的,孕育着大江大河,对人类的认知是艰巨的挑战。崔先生在一生中将生死置之度外,矢志不渝地致力于高危的冰川研究。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地貌学家。2018年5月,央视《朗读者》节目曾邀请崔先生出镜。
崔之久先生是1933年生人。在学院读研期间,适逢全国总工会组建贡嘎山登山队,需要研究地质、气象和冰川的人才,他毅然报名参加。
有“蜀山之王”之称的贡嘎山是一座极为危险的雪峰,一方面其攀登难度远高于珠穆朗玛峰,另一方面当时有关冰川和高寒地区的知识实在匮乏,登山队亲历了雪崩、风暴、滑坠、冻伤……相继有四位队友不幸牺牲。接连遭受打击和不幸,面对九死一生的恶劣环境,崔先生依然秉持过人的勇气和强大的信念,坚持完成了任务,并在回校之后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研究现代冰川的论文《贡嘎山现代冰川的初步观察》,文章的副标题是“纪念为征服贡嘎山而英勇牺牲的战友”。这篇论文后来成为《地理学报》创刊以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。
这次攀登和研究是崔先生一生冰川研究的开端。崔先生说,贡嘎山也改变了他的学术人生,从此他的研究方向由黄河转向冰川。作为一个学者,多年专注工作在专业上抵达的深度和积累的自信,让他常常能够在专业领域发表真知灼见。在崔先生看来,所谓改造大自然的行为和想法,是十分滑稽的。人类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十分渺小,一旦利用不当,就有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几十年来,崔先生的足迹遍布五洲三极。他的专著中汇集了近两百幅彩色照片,大多数系他本人所摄。这些珍贵的野外记录足见他的研究所达的深度和广度。他说:“地貌学是一本打开的书,野外工作就是在读书,室内分析、资料查新、年代测定则是思考、总结的过程,‘读书—思考’构成了地貌研究的全过程和全部乐趣。”
他在年仅二十五岁时,就被冰川吞噬了右手五个手指和两个脚趾,损伤了面部神经,落下了严重的雪盲后遗症……可是他说,他残损的手掌和疾患并不影响他继续搞科研,他从未想过放弃研究冰川。对真理的渴求,对已牺牲战友的精神的传承,使他无数次面对死亡,都无所畏惧。他曾说:“没什么好怕的,如果死,我想死在冰川上。”年至耄耋,他又说:“我怕死,我怕死在病床上,我怕死得不值得,我应该像一个勇士,死在去科考的路上,死在冰川上。”
2007年,七十二岁的崔先生和几位幸存的战友相约回到贡嘎山——五十年前发生雪崩山难,夺去四条生命的山谷,漫山遍野开满了野花。崔先生一行大声呼喊着遇难战友的名字,在雪山前祭奠他们。回来以后,崔先生感到了安宁,他说:“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,我走了那么多雪山冰川,把考察的资料带回来,就算是帮战友们完成心愿了吧。”
三
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份支撑自己一路前行的勇气,它可以是一个承诺、一次嘱托、一个渴望、一份情怀。它不仅仅是你毕生的事业追求,更是事关整个人生幸福的世界观、价值观,而对于这种信念,它的寻觅、它的形成,大学阶段的经历尤为关键。
崔之久先生正是在北大读研时,由贡嘎山之行确立了一生的冰川研究方向;侯仁之先生也是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发现自己酷爱旅行探索,格外推崇徐霞客,逐渐由历史转向地理,并开辟出历史地理研究的路径。
北大为同学们提供了独特的平台和丰富的资源,但是毕生追求和信念的获得,要靠同学们自己主动出击、不懈探索、勇敢争取。
“人类社会没有什么终极目的,有的只是进步。”这个进步就依靠着知识的不断积累。崔之久先生说:“从事冰川研究就像和虚空对话,面对大自然摆下的无声谜题,用人类的智慧去推敲谜底。”世间学问,都是面对虚空的探索。面对虚空可能会寂寞胆怯,但如果对知识的匮乏格外敏感,对未知的求证如饥似渴,时刻保持前瞻性的瞭望,就会在学习中葆有血气方刚的冲动和生机勃勃的状态。
如尼采所说:“在世人中间不愿渴死的人,必须学会从一切杯子里痛饮。”求学的人就应该做在知识面前不愿渴死的人。以空杯心态,痛饮狂欢去冒险启航,平淡人生有英雄梦想。
同学们,大学是你们灿烂人生的新开始。青春是伟大的财富,好奇心和饥饿感点燃了进步的热情,择善固执是制胜的法宝。
过去的你们,已经用努力和汗水攀登上了人生的一个小高峰,但前面,还有更大更险峻的山峰等着你们!
原文《看到不一样的人生风景》
节选自《永远的校园(2018)》,有删改
供稿丨茶姊
制作 | Terry